长剑在手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

　　“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

　　我们在《水浒传》，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读到了他。一般来讲，历史人物都在史籍中存在着，而他却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说明这个人物是值得或者应该予以口诛而笔伐之者。

　　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到亡国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竟活活地被饿死掉了，这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靡豪富，其穷奢极欲，其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摘韭菜者，切生者的各色人等，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杓，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恶，丧心病狂之际，那腐败堕落，淫奢靡烂的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这些权奸，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断不了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两只蜢蚱，难拆难分，谁也蹦不了谁。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元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耻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官复原职。从他登基的崇宁元年（1102年），任蔡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靖康元年（1126）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作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把野心家当接班者，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了。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当太上皇，让他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章奏，如雪片飞来。其中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偏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宋徽宗作为文人，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所创造出来的“瘦金体”，也是一流。作为皇帝，却是末流，而且是末中的末流。因为中国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里作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到他个人而已。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着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再说，宫廷中最为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为帝位候选人的成员，千万不能表现出来那种不安于位，跃跃欲试的情绪，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赵佶潜心于文学艺术领域，多方涉猎，兴趣广泛，探索追求，学有所成，是他聪明的抉择。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浪漫得过头，风流得过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十八岁那年，他的兄长，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即帝位。这虽然是天上掉馅儿饼的美事，但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郎当，是正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不能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应有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整个开封城，成为比赛着谁比谁更无耻，更堕落的罪恶渊薮。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好的极少，坏的极多。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他一个人混账，即使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顶多增加一百个讨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即使酒池肉林，作长夜之欢娱，耽安宴乐，极铺张之能事，对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是，最害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这其中，最狼狈为奸的，最为虎作伥的，最推波助澜的，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微宗一直倚为膀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遗事》，虽为民间文本，但把北宋之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冠，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王、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

　　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透出老百姓看透世象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从古至今，以今及古，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党”，公道率真，方正坦荡。而小人在一起，必然要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水浒》开头，高俅为巴结权贵，表演球技，那“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在场人物一见倾心，马上引为知己。凡坏人得志之时，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圣叹批书至此，掷笔一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发达也不行了，林冲想不被充军发配沧州，也是不可能的了。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作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则成林，就有可能作奸犯科，而蔡京，加上童贯，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群小相聚”，那岂不天下大乱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胡涂，在经济上一塌糊涂，在军事上，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而所有这些一塌糊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这位混账帝王，对蔡京四起四落，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金兵渡河，国破家亡，他和他的儿子，徽钦二帝，成为俘虏，被押北上，关在黑龙江依兰，也就是那时的五国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积怨，也以此煞一煞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想法。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需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香味，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两眼翻白的饿鬼。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是绝对一致的，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死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的了。

　　王明清《挥尘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饿死蔡京的故事。

　　蔡京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饿死，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

　　《大地》 (2005年 第十九期)

钱文军:苏联“修正主义”略考

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没有人不知道修正主义的。那时，“反修防修”每天都从大大小小的喇叭里灌入人们的耳朵，从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上，塞进人们的眼帘。调子越唱越高，及至后来，修正主义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直接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更可恶、更危险、更反动了。只是很少有人想过，也许有人想过也不敢声张：打鬼的队伍里居然冒出比鬼还要狰狞的妖魔来，这鬼还能打吗？转过头来瞧打妖魔，已经肯定会打出比妖魔还要可怕的东西出来。长此以往，这世界岂不是越描越黑？还不如干脆一开始就不打鬼，世界反倒会安宁得多。

假如换一个角度想想，打鬼的队伍里出来的真是妖魔吗？我们翻阅旧文字，寻一下妖魔的罪状，首当其冲的是：妖魔之所以成为妖魔，只是它不愿意打鬼了。它发现可以跟鬼“和平共处”，让鬼“和平长入”变成人。于是我们来了好奇心，翻翻故纸堆去探寻个究竟。这一翻就傻了眼：修正主义的鼻祖非恩格斯莫属！原来说的那位伯恩斯坦，居然只是恩格斯先生授权的遗嘱执行人。

1895年2月14日至3月6日，恩格斯发表了《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526页）。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简称为《导言》；而马克思的文章，我们简称为《斗争》。《导言》发表不久，恩格斯被诊断患有咽喉癌，8月5日在伦敦病逝。孟子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恩格斯一生最后的这篇著作，就是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总结。其实也就奠定了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

按照中国的官方标准版，注释中介绍说发表前恩格斯曾应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坚决要求”作了删节，并称恩格斯本人在给费舍的信中说本文删节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只是恩格斯本人的“复信尚未找到”，于是该结论是依据3月14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件“推断出它的结论”。这个注释很长，不宜全文引用，但很明显，出版者对恩格斯此文是不满意的，既然出版的是未经删节的文字，何必还作如此烦琐的解释？那么我们可以相信它是恩格斯的本意了，否则，仅此一条注释，就足以毙掉整篇文章。

本来，既然是恩格斯本人亲自作的删节，那就意味着他认为这些地方是可有可无的。否则他本人将承担“在原则问题上妥协”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之责。毫无疑问，断章取义是不可取的。但如果一篇文章都可以被误解，那么这文章所指引的道路无异是沼泽中的道路。当你企图穿过沼泽走捷径时，你就必须准备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如果这条道路极难辨认，明智的选择是绕过它走安全之路。这就是本文发表时的纠葛留给我们的启示。而这个运动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个启示。

我们查证1848年至1850年马、恩著作，最重要的就是1848年2月24日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它发表前两天的22日，法兰西革命爆发。这两年中，欧洲是多事之秋：3月13日维也纳革命爆发；18日柏林发生街垒战；6月23日巴黎无产者起义；10月6日维也纳市民革命爆发；11月8日普鲁士政变；1849年5月德国部分地方爆发武装起义。而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是发表于《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较著名的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我们现在读未删节文本。全文共40个自然段，1-7自然段中，恩格斯介绍了他和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前面已经说过。恩格斯认为，《斗争》是“用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其结论“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我们读过的“圣经”认定：“用暴力夺取政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果主张以和平方式利用普选、民主手段取得政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便没有了，因而都是修正主义的谬论。但恩格斯在本文却指出：“《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恰好否定了“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惟一性。而且，恩格斯在本文中进一步把德国无产阶级为和平的普选组织起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视作“对工人阶级事业做出头一个重大贡献”，而此前工人运动的重心法国是没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因而“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恩格斯认定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式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需要说明的是，自1872年开始，伯恩斯坦逐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思想家，正是他首先提出把党变成全民党，要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的。1888年开始，伯恩斯坦至伦敦并开始与恩格斯的密切交往，1893年被恩格斯指定为他的两个遗嘱执行人之一。我们不难看出，恩格斯在临终前不久对德国同志的高度赞扬，也就是对伯恩斯坦的赞扬；而且，伯恩斯坦的政治主张早在与恩格斯密切交往之前就已经公开提出，恩格斯也曾于1879年与马克思一道批评过他的主张。那么，到临终前反过来夸赞德国党并给伯恩斯坦予“遗嘱执行人”之授权，绝非一种偶然。恩格斯在本文中继续说到：“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利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恩格斯先生以上结论不是抽象的，他用很大的段落具体描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871年至1895年获得选票的数目，并夸赞为“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还用更多的文字分析论断：“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街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巷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他更进一步总结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地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我们稍微认真地想想，一百年后的中国，与恩格斯描述的情况是多么接近。遗憾的是，我们恰恰把恩格斯认定“都是不对的”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捷径，并且还要继续“创造性地发展”它，灾难便是无可避免的了！（以上全部恩格斯论断，均摘自《导言》一文。）

恩格斯去世后，作为他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的伯恩斯坦认真地执行了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也即前文所说的《导言》。除此文之外，恩格斯在1890年9月12日写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0月27日给康拉德.史密特的信、1894年1月25日给海因兹.施特莱尔根堡的信里，都显示了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方面他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这表明《导言》一文并非孤立的偶然事件，更不是后来那些卫道士们竭力淡化或扭曲《导言》主题思想的说道。1899年，伯恩斯坦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详细地分析了恩格斯的这三封信，动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从而被后人认定为修正主义的鼻祖。

这位铁路工人家庭出身的火车司机，从1888年开始就在恩格斯耳提面命之下调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变化以及工会发展状况。1896年开始，他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这些文章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缓和了阶级斗争形势，再企图以革命手段来消灭资本主义只能导致大灾难。1899年3月，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从经济、政治、哲学三方面进行修正，建立了完整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中他毫不讳言：“通过克服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空想主义思想方法的残余使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因素同样程度地得到加强”。其出发点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当时在思想上所受到的决定性影响，并不是纯理论的东西，而是事实，这些事实迫使我修正我的信仰所依据的观念。”如是，以事实来作为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伯恩斯坦在《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一书中自我评论说：“我在所有的文章中都力图使社会主义理论摆脱轻率的、已被事务的发展证明为错误的概括以及单纯的概念构想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加强这一理论的科学基础，使它更经得起任何反驳。”“我深信，马克思主义（它的主导的基本思想我过去认为，现在还认为是正确的）在应用时还粘附着空想主义思想的残余，这些残余很容易使它的信徒在实践中误入歧途，产生致命的错误。”

伯恩斯坦的理论发展了《导言》的思想，他发现，马克思作为立论基础的工人阶级贫困化与真实情况恰好相反。《共

产党宣言》断言：“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伯恩斯坦则认为：“工人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成什么样子。他们既没有像《共

产党宣言》所预见的那样普遍的赤贫化，也不是像他们的臣仆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不受偏见和弱点的束缚。他们有着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德性和罪恶。无论这些条件或是他们的影响都不是一天之间就可以消除的。”关于黑格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之一的说教，伯恩斯坦研究后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作出的。”在进行了大量周密的统计研究之后，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生产的发展之后，产生了诸多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的客观存在，资本主义社会过早崩溃是不可能的。此外，他还提出：“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即使它还不是阶级在事实上的消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伯恩斯坦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因此在专制主义统治着或者还存在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就有夸大的计划，夸大的言论，进退不定的政策，对于颠覆的恐怖和对于镇压的希望。”

伯恩斯坦发扬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首先遭到列宁的反击，1902年列宁写的《怎么办》一书除了抨击伯恩斯坦等各种理论之外，明确地主张工人阶级必须经过灌输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经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才能成功。要保证以上两点得以实施，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值得注意的是，“职业革命家”就未必出自无产阶级自身，这本身就有悖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模糊了阶级阵线。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和领导骨干可以来自其他阶级，而无产阶级内部也会产生反革命派。如此，不但奠定了“大清洗”和其他形式的内部残酷斗争的理论基础，也为“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掌控大权铺平了道路。实质上否定了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立论，否定了《共

产党宣言》关于“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的论断。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来自无产阶级，而全部来自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都成为修正主义者。

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修正主义遭到空前惨败，传统理论获得巨大胜利。而修正主义依然坚持他们的主张，实际上，这次大会相当于传统理论与修正主义的彻底决裂。到今年，历史恰好走过一百年。期间两种思潮的激烈争斗，我们无须详尽地描述。当传统理论的卫道士们激烈地以暴力挑战世界的时候，修正主义者们则默默地和平进取。一个似乎有点滑稽的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即传统理论在节节获胜的进程中总是把主要矛头对着修正主义，乃至于发展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不惜与昔日的头号敌人、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联手对付自己曾经的靠山。理由仅仅是：他们变修了。曾经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拼搏的领袖，忽然发现这个“解放”其实只是“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曾经自觉自愿充当别人“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并“准备服从和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的导师，终于发现开自己的铺头更合算，于是就为了谁是正宗传人的无聊争斗。

果然不出恩格斯在《导言》中的预料：“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就变得心灰意冷，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曾经无比辉煌甚至跃跃欲试要夺取全世界的苏联，几乎与它靠着阴谋与暴力诞生同样快地轰然倒下。前苏联与东欧的党迅速分解，大部分转入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势力中去，坚持传统主义的人群越来越少。我们没有必要去详细讨论传统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殊死搏斗历程，我们只需简单地阅读现实，一个永恒的真理是存在的：继承永远没出息。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即使挂羊头卖狗肉也同样混不下去。

上个世纪70年代，传统主义曾经无限辉煌：世界上所有迷恋独裁专

制的寡头都打出了传统主义的招牌，仅非洲50个独立国家中，就有20个自称“正统社会主义”国家，其中6个更宣称其信奉马克思主义。反观修正主义政党，他们却悄悄扯掉了自己屁股上的商标。甚至可以这样说，今天的欧盟，可以算修正主义的杰作。几乎没有哪个欧洲国家，伯恩斯坦的信徒不是主要政党：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的社会党，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西班牙的工人社会党，意大利的左翼民主党，葡萄牙的社会党……，这些个西欧国家执政党或主要反对党，并不供奉祖先的信条，甚至党的组织也不断分分合合。但他们都一无例外地沿袭了老修正主义的精髓：不断地修正不合时宜的章法，努力实现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愿望。

世界将要发展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并且不需要知道，后辈总会比先辈强，这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倘若忘记了这一点，守着先辈的遗训还企图调教后辈，结果总是不妙的。如果不信，回头翻翻中国的历史，也应该明白。历史不会以任何人的自吹自擂为原则，它只会走自己的路。修正主义的精粹在于“修正”二字，若想不被历史淘汰，只有一条规则：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修正自己，而不是顺应祖先留下的遗训。

恩格斯根本没有为修正主义买单----------警惕有人混水摸鱼

恩格斯晚年总结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之后，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按：1848年正是《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一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区，并且把德国变成了第一流的工业区国--这一切都有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948年还有很能大的扩展能力

。“（引文同上，第697—698页）此外，恩格斯还特别说明，他们当时的观念受到历史上法国革命的影响。他们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带有浓厚的冒进色彩。并提出，应当重新考虑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在不放弃”革命权“的原则下，应将”利用普选权“的总是提上重要的日程，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武器—最锐利的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

 

　　

这是不是说，再也不要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了呢？不是。利用这一点歪曲恩格斯的观点，实在是有点挖空心思。恩格斯在这里强调了重要的一点，即不放弃“革命权”；这是什么意思？有人显然是根本不去思考的。显然，按恩格斯的意思，在不放弃长远目标的同时，暂时不发动急风爆雨式的斗争，而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利用当时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机，争取工人阶级更多的权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即让工人不仅仅是满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那点可怜的选举权，而是争取被选举权，争取得到真正的解放。使民主挣脱大资本的束缚。

其次，恩格斯在这里指明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按：1848年正是《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一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区，并且把德国变成了第一流的工业区国--这一切都有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948年还有很能大的扩展能力

。“也就是说，并不是不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是现实的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到立即发动暴力革命的地步。无产阶级政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团结和教育工人阶级群众，让他们依靠无产阶级政党从资产阶级手里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主权力。通过组织成无产阶级政党，来对抗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岐视。

然而，对那些思想上的赖汉来说，他们根本不去那怕是认真一点地思考一下。他们宁愿把这看成是恩格斯要无

产阶级放弃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这就好比说，在战场上，英勇的指挥官遇到一个胆小鬼，指挥官让胆小鬼撒退，结果胆小鬼逃跑了，当了逃兵。还振振有词地说，是指挥官让他这样做的。

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彻底放弃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一最终目标，而热衷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举权式的“民主”；公开宣称“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为了这种所谓的民主，各国社会民主党尽管上了台，但是，他们没有根本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使社会民主党从工人阶级政党演变成为大资本的”花瓶“。应该知道，彻底推翻大资本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满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选举权“根本是两回事。

就无产阶级的现状来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地证实了马克思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的现实。今天的西方工人阶级私有财产负数化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切。他们的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来偿还那永远也还不清的银行的”阎王债“了。他们一旦失业，立即会变得一贫如洗。

摘要：阻碍中国古代文明的七大事件　查看全文

摘要：中国改革的动因与进程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内核—边层权力结构的延续性。权力边层率先发起对统制主义的单一性体制的冲击。从改革的发生看，中国的改革属于放权式改革，只是在放权过程中产生了分权的后果。而放权式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是可控的，权力内核可以控制改革的速率和领域，从而避免改革可能出现的激烈震荡。改革后的体制创新，使权力内核和边层处于新的互动过程中。由于边层已发生重大变化，权力内核必须作出调适性改革。　查看全文

刘正谈著; 汉语外来词词典 ;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

     源于日语的外来词
     B:、白夜、百日咳 版画、半径、半旗、饱和、保险、保障、备品、背景、必要、编制、变压器、辩护士 、标本、标高、表决、表象、病虫害、舶来品、博士、博物、不动产、不景气
      C:、财阀、采光、参观、参看、参照、策动、插话、茶道、长波、常备兵、常识、场合、场所、衬衣、成分、成员、承认、乘客、乘务员、宠儿、抽象、出版、出版物、出超、出发点、出口、出庭、初夜权、处女地、处女作、储藏、储蓄、触媒、传染病、创作、催眠、催眠术、错觉
      D:、大本营、大局、大气、代表、代言人、代议士、贷方、单纯、单利、单位、单行本、但书、蛋白质、导火线、德育、登记、登载、等外、低调、低能、低能儿、低压、敌视、抵抗、地上水、地下水、地质、动态、动议、动员、独裁、独占、读本、短波
       E:、二重奏
      F:、发明、法律、法人、法庭、法则、番号、反动、反对、反感、反射、反响、反应、泛神论、泛心论、范畴、方案、方程式、方程、方针、放射、分解、分配、分析、分子、风琴、封建、封锁、否定、否决、否认、服务、服用、辐射、复式、复员、复制、副食、副官、副手
      G:、改编、改订、概括、概略、概念、概算、感性、干部、干事、干线、纲领、高潮、高利贷、高炉、高射炮、高周波、歌剧、工业、攻守同盟、公报、公立、公民、公判、公仆、公认 、公诉、公营、公债、共产主义、共和、共鸣、古柯、固定、固体、故障、关系、观测、观点、观度、观念、 观照、光年、光线、广场、广告、广义、归纳、规范、规则、国际、国教、国库、国立、国税、国体、过渡
       H: 海拔、寒带、寒流、航空母舰、和服、黑死病、弧光、化石、化学、化妆品、画廊、环境、幻灯、幻想曲、回收、会谈、会社、会谈、混凝土、活跃、火成岩
       J:、机关、机关枪、机械、积极、基地、基调、基督、基督教、基质、基准、集团、集中、计划、记号、记录、技师、加农炮、假定、假分数、假名、假想敌、尖兵、尖端、坚持、检波器、简单、见习、间接、间歇泉、间歇热、建筑、鉴定、讲师、讲坛、讲习、讲演、讲座、交感神经、交换、交通、交响乐、脚本、脚光、教科书、教授、教养、教育学、酵素、阶级、接吻、节约、结核、解放、解剖、介入、借方、金额、金刚石、金婚式、金牌、金融、金丝雀、紧张、进度、进化、进化论、进展、经费、经济 、经济恐慌、经济学、经验、精神、景气、警察、警官、净化、静脉、竞技、就任、拘留、巨匠、巨头、巨星、具体、俱乐部、剧场、决算、绝对、觉书、军部、军国主义、军籍、军需品
       K:、看护妇、看守、科目、科学、可决、客观、客体、课程、肯定、空间、坑木、会计、扩散
       L:、浪人、劳动、劳动者、 劳动组合、劳作、累减、类型、冷藏、冷藏车、冷战、理论、理念、理事、理想、理性、理智、力学、立场、立宪、例会、量子、了解、列车、淋巴、临床、领海、、领空、领土、流感、流体、流行病、流行性感冒、伦理学、论理学、论坛、论战、落选
       M:、码、麦酒、脉动、漫笔、漫画、漫谈、盲从、媒质、美感、美化、美术、免许、民法、民主、敏感、明确、明细表、命题、母体、母校、目标、目的
      N:、内服、内阁、内幕、内勤、内容、内在、能动、能力、能率、农作物、暖流
       O:、偶然、
       P:、派遣、判决、陪审、陪审员、配电盘、配给、批评、平假名、平面、评价、坪
       Q:、旗手、骑士、企业、气分、气密、气体、气质、气船、气笛、牵引车、铅笔、前提、前卫、前线、强制、侵犯、侵略、勤务、清教徒、清算、情报、驱逐舰、取缔、取消、权威、权限、权益、权利
        R:、人格 人力车、人权、人文主义、人选、日程、溶体、肉弹、入场券、入超、入口
        S:、商法、商业、上水道、少将、少尉、社会、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交、社团、身分、神经、神经过敏、神经衰弱、审美、审判、审问、升华、生产、生产关系、生产力、生理学、生命线、生态学、剩余价值、失效、时计、时间、时事、时效、实感、实绩、实权、实业、使徒、世纪、世界观、市场、市长、事变、事态、事务员、手工业、手榴弹、手续、受难、输出、输入、水成岩、水密、水素、水准、私法、私立、思潮、思想、死角、所得税、所有权、索引
        T:、他律、塌塌米、台、台车、太阳灯、探海灯、探险、探照灯、特长、特务、誊写版、体操、体育、天鹅绒、天主、条件、铁血、通货膨胀、通货收缩、同情、统计、投机、投影、投资、图案、图书馆、退化、退役
        W：瓦、瓦斯、外分泌、外勤、外在、唯心论、唯物论、卫生、味之素、胃溃疡、尉官、温床、温度、温室、文化、文库、文明、文学、无产阶级、无产者、舞台、物理、物理学、物语、物质、悟性
        X： 喜剧、系列、系数、系统、细胞、下水道、纤维、现金、现实、现象、现役、宪兵、宪法、相对、想象、象征、消防、消费、消化、消火拴、消极、小夜曲、小型、校训、效果、协定、协会、心理学、新闻记者、信号、信托、信用、猩红热、刑法、形而上学、性能、序幕、宣传、宣战、选举、旋盘、学府、学会、学历、学士、学位、血色素、血栓、血吸虫、训话、训令、讯问
        Y：压延、雅乐、演出、演说、演习、演绎、演奏、燕尾服、羊羹、阴极、业务、液体、医学、遗传、义务、议决、议会、议员、议院、艺术、异物、意匠、意识、意义、意译、阴极、音程、银行、银幕、引渡、印鉴、印象、营养、影象、优生学、游离、游弋、右翼、语源学、预备役、预后、预算、元帅、元素、园艺、原动力、原理、愿意、原则、原子、原罪、原作、远足、运动、运动场、运转手
         Z：杂志、展览会、战线、哲学、真空管、阵容、政策、政党、支部、支配、支线、知识、直观、直接、直径、直觉、直流、止扬、纸型、指标、指导、指数、制版、制裁、制限、制御器、制约、质量、中将、终点、仲裁、仲裁人、重点、重工业、株式会社、烛光、主笔、主动、主观、主人公、主食、主体、主义、注射、专卖、转炉、资本、资本家、资料、紫外线、自律、自然淘汰、自由、自治领、宗教、综合、总动员、总理、总领事、组成、组阁、组合、组织、最惠国、左翼、作品、作物、作者、座谈、坐药

作者张文木，发表于《战略与管理》
    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无终，兴亡无常。而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因此，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先从国家与财富的关系谈起。

      一、 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 
      以前开会有人找到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确实不错。”又说有些事要跟我商量一下，他说美国惹不得，美国太强大了，不敢惹。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美国是大哥大，咱们也想跟人家好，能让且让，但你说让到哪儿呢？让总得有个底线吧。这底线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吗？台湾能让吗？他说不能；西(和)藏能让吗？他说不能；新疆能让吗？他还说不能。我说不能让又要与人家好，那怎么办呢？最后他急了就说：那就投降呗。
      说到这儿我就彻底没什么说的了。心想这也是教书和念书的，知识学到这一步，就没多大用了。毛主席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国际政治并不是所谓“客观知识”堆起来的学问，它是最讲立场的。这个立场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我们讲国家安全讲得就是国家利益安全。
       从这个角度，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这日子也挺好的，干嘛讲那么多的国家利益。 
       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这对我们理解国家与财富的关系是个启发：野猪和家猪相比，家猪生活多幸福，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死，是怎么样死。国家也是这样啊：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1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并不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
       二战前的犹太人，是非常富裕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有个夏洛克，这个人物集中反映了当时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排斥犹太人的心理。为什么呢？他们有钱且放高利贷，整个欧洲人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自本纪元初古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基督教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据讲临死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将来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苦难。屠城后犹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界。高行健说祖国是随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当时祖国也确实是随着犹太人走的，走啊走啊，先是走向发财，最后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里去了。但焚尸炉里炼出了犹太人的爱国心。从焚尸炉旁跑出来的犹太人，就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奠基者。当今的恐怖主义蛮厉害，它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怎么就把以色列打不倒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远比美国弱小，经过这么多次中东战争，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动员起来跟以色列打，怎么就打不倒。以色列战斗力强？不错，但最关键是以色列人爱国心强。它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以至后来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有些极端，对巴勒斯坦一点都不让。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没有办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曾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真正想念祖国的时候，是人们在海外处境最悲惨的时候。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那些犹太人对国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想像的。如果大家还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就请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起因并体会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这些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实情，我们就会对国家及国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认识。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有了自己的祖国，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中国许多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反倒淡漠了。他们想的更多的是物质幸福，觉得物质满足是幸福的本质，但事实上没有国家，财富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

      二、今天的中国不能靠武训的路子谋发展 
      国家主权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是最大的政治。国家主权是国家全体公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最根本的保障。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国家主权如果没有力量保证也会流于形式。刚才说的那几个例子说明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一切；而没有力量，国家也会失去一切。苏联人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是非常惨的。大批苏联很优秀的人，为生活跑到西方为人家的国家服务，还有一些人跑到咱们东北打工。现在有人说，只要我有本事，就有竞争力。但你如果失去国家，不管你有多优秀，很野蛮的人、非常低下的人都能奴役你。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两岸掳获的奴隶有许多是很有学问的人；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GNP并不比西方差，中国国民文化程度也不是不高。颐和园里宫女会背唐诗，而入侵者绝不会有同样的水平背莎士比亚，那怎么就让人家欺负，死命往水里赶呢？有的宫女不甘侮辱就自杀了。究其原因那是她们失去国家的保护。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经济发达了、文化程度高了，国家竞争力就强，就能够解决好国家命运问题。
    生存和发展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苏联在二战前有两种发展考虑：斯大林当时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布哈林则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来。斯大林说布哈林那一套不行，那边希特勒都武装起来了，你还这么搞，找死呀。布哈林不服，斯大林也来个“不争论”。与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争论是搬掉人家的脑袋，搞了个大清洗。他换一批年轻人上来，目标挂帅，埋头苦干。最后，枪、炮、坦克、飞机都造出来了。等希特勒打来时，苏联已形成了很强大的反击实力，并很快打败了希特勒。回头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读书读傻了，读呆了。书上写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整个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就是这样的。但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家发展利益的保护方式就要发生相应改变。布哈林不懂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的道理。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历史条件下，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政治。试想如果失去国家，那么经济发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类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战争连年不断的情形下，仍以埋首经济，以经济发展为雷打不动的中心工作，这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毛XX曾批评《武训传》。书上讲武训以“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靠出卖苦力挣钱，甚至不惜自残自贱，争取施舍。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终在柳林、临清、馆陶建起了三处义学。武训为了办教育，任人骑，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给两分钱，踢一脚给两分钱，骑到背上给两毛钱，回到家里一点点攒，把钱攒足了办教育而不是买枪炮反抗压迫，所以毛XX对《武训传》就提出批评。如果将毛XX的批评应用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我们也不能靠武训先生的那套路子谋发展。要保住你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齿和指甲。大凡在世界上能够生存下来的动物，都不是仅仅长得漂亮温顺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齿的，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猫：好看，但快绝种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动物都留下来了。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过去旧民主主义革(和)命留下的教训是，仅靠实业和教育是救不了国的，得靠枪杆子。武训的爱国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义。现在中国许多学校教育办得学生不愿参军、不愿去国防工业单位，而是倾父母之财力，纷纷向西方国家跑。这样的教育对国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从枪炮做起，从爱国主义做起，要从国家关键的硬地方做起。与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
      在当今险象丛生、压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们不能走《武训传》中宣扬的那条路，我们应该做强力崛起的准备。有人天真地幻想，说西方不至于对我们怎么样吧？其实世界上有些事情说没就没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中国。而十几年前还是我们“老大哥”的苏联人，现在已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还算好的，苏联解体后还留下个俄罗斯。历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没有了。最早的古希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整个都只成了古迹。有很多大帝国，最后都变成很小的国家，西班牙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可现在呢？它和葡萄牙就呆在那儿，非常委琐。那谁可以想像，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将是什么样？如搞得不好，中国未来可能也会成为非常小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心目中是我们印制的地图上的样子，但谁知道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在李登辉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李登辉心目中的中国是以台湾为中心，包括中原地区，顶多到河南这一片，也就是汪精卫时期的那个版图。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国大概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时的中国。当时日本把中国整个肢解了，也占着台湾。现在李登辉正跟日本右翼谈，他们想要联合起来。李登辉埋怨日本人现在没有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观”2，叫现在的日本人学那时的日本人。“大局观”是什么？就是肢解中国。这一点与日本人中岛岭雄以及司马辽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们都写书认为中国必须分成若干块。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十几年时间，整个北方，即俄罗斯全都变了，变弱了。现在回头看目前这张世界政治地图，美国不放心的最后就剩下中国。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战略博弈，这是中国面临的基本安全环境。
　　国际政治的原则至今仍是丛林的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只有在大国实力可以互相制约时才能发挥作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才能起作用。所以，真和平只能是冷和平，热和平是永不存在的。有人说冷战不好，其实冷战时期发生的战争较少，相反冷战后的国际冲突越演越烈。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国家之间就是这样，外交部可以笑，但后面的军人是不能笑的。

      三、生存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安全环境的好坏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压力与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风险，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问题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风险。一种是在自然经济下发生的生存风险，一种是在市场经济下发生的发展风险。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末期都要发生动乱、农民起义，王朝被推翻后，再重新建设。这个结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有人说这推动了历史进步。但马克思说，东方只见政权变更，而没有社会发展式进步。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应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在东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这里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的飞跃。没发展，也就没有历史。因此，生存不应是历史的本质，它更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我们研究中国朝代的更替，会发现它有其特殊规律。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社会，自已是自己的“市场”，即自给自足。这样就很难形成商品性的生产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因而也就不会产生新产业和新投资。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它就没有办法利用剩余的生产力。当生产发展好一点的时候，其产品不能转化为利润及相应的投资。这样当这些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土地购买力量。因为在完全的自然农业经济下，只有农耕土地而非新经济产业是货币的最保险的银行。3这与发展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间断衔接的新产业生长点。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发展决定生存，不发展就会死亡。自然经济的优势是生存能力，劳动在很简单的条件下严重依赖自然生产资料，即所谓靠山吃山，因而劳动也最容易形成。一块地，一个简单的劳动工具就会种出粮食并有少许贮存。自然经济有一种很强的生存优势，但发展能力非常脆弱。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其剩余价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没有新的水池与之衔接，这些不断增升的水必然外溢并把这个水池基础泡烂和冲垮，摧垮以后再重新建设。因发展而灭亡是自然经济运动的重要特征，也是只见古代中国王朝更替而不见其间发生质变飞跃的原因。
　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命运在邓小平时期发生了革(和)命性的转折。邓小平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从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利益需求及国家安全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市场经济必然是世界性的，我们加入WTO，参与了全球化，这时不参与世界市场，不参与世界资源分配的国家，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样就带来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障国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国际资本侵蚀的前提下参与全球化并获发展。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不再与土地和人口相联系了，而与利润、利益相联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4这是因为利润没有国界。利润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是来自世界的。国家利润总量往往标志着它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相应份额，国家利润越多，其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份额越大。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往往在于保障国家地租和赋税的稳定和扩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则表现为来自海内外的国家利润的持续稳定和扩大。前者是由土地和人口总量规定的，是有限的和不能发展的；后者是由生产和技术决定的，是无限的和发展的。发展，这个随全球化进程不断.动的概念，必然要波及并拉动全世界。

      四、拿破仑的意义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 
      这里会有同志问：西方同样也经历了自然经济阶段，为什么西方就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中国和西方相比，西方经过了一个几百年的大动乱即史书上说的“黑暗时期”，如果要说起来，这也要感谢我们的秦王赢政和汉武帝刘彻先生。在古罗马征战地中海的时候，商鞅变法为秦国积累了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国力军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商鞅变法把井田制推翻，将军功与土地分配挂勾，大大提高了农民参军立功的热情。他给小农分了土地，得到土地的农民子弟又参军保卫自己的土地，所以秦国的战斗力特别强。汉朝中期，中国北方匈奴南下。汉武帝集中了全国的力量把他们赶走了。游牧人在不可能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后退的条件下，他们便往西寻找生存空间，这就象多米诺牌一样带动了整个中亚东欧的民族大动迁，由此引发的历史结果是在公元5世纪末罗马帝国被冲垮。此后，欧洲就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此时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在西方被民族迁移冲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中国却整体上处在一个上升阶段。不仅如此，中国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农民大起义而不倒，这又得益于西方的百年大混乱。欧洲此间宗教冲突、民族屠杀，各国间的王位争夺战争，他们顾不上我们。所以我们还经得起内部折腾，倒下去还能起来。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和)命和工业革(和)命成功后，事情就不一样了。到清朝末期，西方人过来了，如狼似虎，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20世纪初可能就被西方人肢解了。
　　英国资产阶级革(和)命以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资本出现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现象。资本使社会剩余产品有了新的投资场所。整个社会不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中心。一切都在追求资本，什么有利润就生产什么，一切都随利润兴起或衰落。
　　资本一旦出现，世界就分成了两部分：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中心与外围。一方发展的前提是另一方的不发展。这样，本来是统一的东西在这里成了对立的，比如生产力一方必然要压低消费一方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才可使利润最大化。但是本国消费压低到极点了，就会造成社会动乱。马克思1853年写的《中国革(和)命和欧洲革(和)命》一文中曾表达过这个规律性的现象。他说：“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和)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和)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和)命也是这样。”5在19世纪40年代，引起整个欧洲动乱的就是这个原因。资本中心国家要把国内保护好，就得将市场危机转嫁出去。危机转嫁的早期对象就是欧洲大陆，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法国。法国及整个欧洲大陆是英国转嫁危机的最早的“南方世界”。如果说英国是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起点的话，那么法国就是多极化的起点。
　　1786年的时候，法国跟英国做了一个交换，当时签了一个“伊甸条约”6。但到1789年法国就进入国家动乱。当时那里的情况跟我们今天进入WTO的情况一样。高势能的资本冲击使法国也出现国家风险，整个政权发生动摇。大部分农民失业。当时法国人不理解，曾经非常辉煌的法国怎么就被英国赶上了呢。开始法国人看不起英国人，1066年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还从法国出发下海征服英国并自立为英王。现在英国人怎么就一下子发起来了。法国人捉摸不清，就去研究它。开始法国人简单地认为，人家有钱。法国人想，我拿我的农产品跟你工业产品交换，有了钱以后我再买你的东西，买得多了我不就与你一样“富裕”了嘛。其实不是这样。关键在于英国产品成本低，原材料产品的附加值高，法国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换，法国农业产品不堪重负，农民迅速解体。
　　法国农民解体后蜂涌进城，这和今天中国的情况大体相似。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又没钱，就闹革(和)命。这样便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和)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和)命实质是脱离土地的流民革(和)命。拿破仑连同《拿破仑法典》正是从农民和土地问题入手来解决法国社会矛盾的。到19世纪50年代，在拿破仑三世的时候，法国还为就业问题所困扰。当时组成劳动工厂，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但失业的人数太多，已超出国家承受的极限。找不到工作，人就会有怨言，说政府腐败，要换政权，要搞革(和)命。于是社会就开始动乱。有意思的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凡是社会动乱的时候，理论思潮就特别发达。这叫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不平衡发展规律。7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正在向近代化转型，此间欧洲出现一大批文学艺术巨匠。俄国农民大苦难时期，出现了托尔斯泰。1789年法国大革(和)命的时候，出现了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和)权宣言》。当时人们都觉得，只要解放了人，整个问题就解决了。社会舆论全部参加这场运动，开始是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到最后就是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反腐败很厉害，是用断头台的方式来“反腐倡廉”的。人们痛恨商人和高利贷者。于是罗伯斯庇尔把大商人丹东杀了。法国当时是喊人(和)权喊得最厉害的时候，而同时也是杀人最多的时候，断头台就是法国大革(和)命时的产物。这是悖论。法国大革(和)命时的人是最热爱自由的，但最残酷的事情就在那时发生。狄更斯《双城记》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人的所有怨恨一古脑全推到“腐败”和“奸商”身上，其实这里有情绪化的成份。当时法国的问题是生产和劳动发生结构性矛盾了，是外国资本进来之后，对整个国家经济及其经济基础的冲击的后果。农业产品没有竞争力，这对小农业为主而工业又不发达的国家而言，就是一场就业灾难。没工作，人少了可以，人多了就会闹事。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法国当时的情况很相似。以史为鉴，可知得失。进入WTO后，中国的农业受到的冲击将是不可想像的。外国粮食进口，中国农民种的粮食、水果、蔬菜之类，若无国家特别扶持，仅成本一项就没有办法与西方竞争。中国八九亿农民，种地不挣钱，进城又没工作，大量劳动力一旦失去就业机会，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当时只有拿破仑意识到问题的要害。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8拿破仑采取的方法是从外围打击英国，推动资本多极化。这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南方地位的法国和处于北方地位的英国第一次发生的“南北冲突”。拿破仑知道对资本中心的冲击应该是从它的外围开始，英国是靠外围国家来供养。拿破仑直接出兵埃及。他知道卡住了埃及就中断了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联系，没有印度就没有英国。拿破仑被授权组成一个远征军，直接到中东地区，但他在地中海上被英国纳尔逊率领的海军打败了。
　海上的失败只有以大陆的胜利来弥补。1806年拿破仑颁布“米兰敕令”，封锁欧洲大陆，不准大陆国家与英国进行贸易交换。同时他推动法国的民族资本在欧洲全力扩张。《拿破仑法典》给整个欧洲的农奴予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农民，为欧洲，特别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力资源。《拿破仑法典》解决了法国破产农民带来的就业问题，这跟中国战国时的商鞅政策一样：小农的战斗力是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谁给农民土地谁就有兵源。农业破产使拿破仑有了丰富的兵源，而拿破仑给破产农民以土地，又得到农民的忠诚。农民参军消耗一部分社会“闲杂人员”，资本家在欧洲扩张，增加了国内就业。这两方面解决了法国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拿破仑的欧洲政策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很相似：军队先行，商人紧跟。企业加产品强力扩展市场。拿破仑用暴力强行建立以本民族资本为中心的国际市场。虽然拿破仑失败了，但是法国生产力没有垮下去。拿破仑战争后，法国挤入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中心。这是所谓“北方国家”的原始成员。后来德国，美国，都是沿这条路线挤入国际资本中心，成为国际资本俱乐部的成员。
　　美国的发展道路对我们中国也有可借鉴的地方。美国最早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将北美洲当作英国资本发展的“外围”地区，是英国的“奶牛”。在英国人眼中，北美只能生存但不能发展。
　　当时的北美之于英国形势，有点像今日中国之于美国的形势，英国绝对不想在它的西侧有一个强国出现。但是北美人民不愿作英国的“奶牛”，于是他们拿起武器反抗英国的压迫，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811-1814年，美国又跟英国打仗，英国败了，美国这才彻底独立。在南北战争中，英国想肢解美国，它支持南方独立。当时英国统治世界的方式，首先不是人(和)权，也不是所谓民主价值观，而是将有可能成为重要对手的国家肢解。明治时期日本军人和政治家也意识到这一点。日本强大后，先占领朝鲜，再打败中国和俄国，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的若干个“卫星国”。富裕和军事强大的国家的地理版图越小，其外围缓冲区的需求就越大，这是国际政治的铁则。英国人和日本人都明白，由于没有得以迂回的纵深地带，像它们那样版图小而国力强的国家，如没有相应的外围地区，就难以确保自己的边界安全。美国人对林肯那么敬仰，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解放了奴隶，而是由于他为美国争回了大国必须拥有的起码的地理版图。这对美国未来的强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南北统一，可以想像今天的美洲将是什么样子。所以肢解或变相肢解对手国家是西方政客常用的手段。这是一个理论视角，由此观之，毛XX统一中国大陆及将来中国政府统一台湾等岛屿的努力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由此引出一个小故事，1803年杰斐逊总统以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里“购得”路易斯安那，这片从密西西比河直达洛矶山的广大平原，相当于当时美国版图的一倍。人们不理解拿破仑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说拿破仑当时如何困难，如何需要钱，但是最关键的是拿破仑要在英国的西翼，为英国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以减轻英国对法国的战略压力。这是一着既睿智又深远的布局。所以今天的美国真要感谢的不光是林肯，还应当有拿破仑。后来事实证明，美国的崛起对英国的未来是灾难性的事件。英国西东两边受制于美国与法国，这既分散了英国的力量，也减轻了法国的压力。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迅速崛起，并在20世纪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主角。
　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反视今日欧洲大陆人的国际观，就会认识到，今日欧洲大陆人也是用当时对待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对待今日的美国和中国：利用中国制衡美国以减轻欧洲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英国开辟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运动而言，拿破仑开辟了政治多极化的历史运动。因此说，拿破仑的意义不仅是历史性的，它更是世界性的。

      五、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早期的美国人是今日中国人的先生 
      对于居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南方国家而言，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在古代我们曾经也辉煌过。当时世界只有四大文明古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但是风水轮流转，到近代转到英国那边了。英国之后风水又转到美国那边了。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也没有经历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只要国家经济以资本为发展的动力，国内就必然要出现生产与消费的两极分化。资本的一方要降低工人的工资，压低消费，以获取高利润率。这造成美国在19世纪70、80年代的严重的社会动荡。那时美国工人的罢工、游行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今天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都是美国工人争取出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美国政府是个严峻的考验。历史把美国推到十字路口：是走后来的拉美道路，当英国资本的附庸，还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美国从英国的历史经验中知道，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体制问题，它更需要大量的国际资源向美国回流，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
　　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南方国家也有同类问题。西方人说是南方国家法制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这是不负责的话：你没资源又怎能使它完善。中国法律明明写着，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利，山沟里的孩子有权利但没能力享受这个权利，为什么？没有钱。钱是资源的占有形式。中国有限资源不足以支持全面小康的消费水平，远远不够。怎么办，只有强行参与大国间的国际资源分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向世界。英国就是这样，英国是美国的老师，美国学它的老师，反对英国霸权，向世界要资源。昨天的美国也是今日中国的老师，我们也要向美国学习，反对美国的霸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际资源分配。
　　前面讲了，国家间财富的转移本质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换实现的。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也面临着英国的霸权压力，国内又有问题。美国要走出去，要和世界交往，但是如果对海洋没有控制，没有海权，其海外利益就没有保证。英国早期海军是跟着贸易走的，是保护商船用的。英国早期海军将领多是海盗出身。一般来说，一个历史运动在其初创阶段往往是一些泥腿子粗人发动的。后来英国在海上打败了西班牙，成了海上的霸主。控制了大海，也就控制了世界财富的转移通道。西方海军对于东方国家威胁在当时是非常大的。在西方海军的舰炮下，东方的财富迅速流向西方。
　　19世纪40年代，英国出现了工人宪章运动，英国政府并没有对之实行血腥镇压，而是利用自己强大的制海权在东方发动了“鸦片战争”，打赢中国后，白花花的银子就流回了英国。当时中国可算得上世界首富。经历了40和5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和90年代的甲午战争后，半个世纪间，中国一下子成了穷国。财富到哪去了呢，流到西方去了。所以七十年代英国出现一种叫“工人阶级贵族化”的现象。当贵族是要有钱的，钱从哪来，从东方来。19世纪40至70年代，西方国家在东方发动许多战争，目的都是掠夺东方的财富。与西班牙、葡萄牙掠夺拉丁美洲财富的后果不同，19世纪西方从东方掠夺的财富都转化成了工业资本，而非商业或高利贷资本。这奠定了今天英美国家主导全球化的物质基础。
 　　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19世纪末，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制海权。这时期中国人的心思用于什么呢？用于建颐和园。人家则用于造海军，钱都用于造军舰，到19世纪末期，美国海军的吨位排到世界前列。1898年，美国一举拿掉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关岛等，1900年，它就全面进入远东地区，参与西方对中国的掠夺。这都在向谁挑战呢？在向西班牙挑战，向英国挑战。如果仅从地理位置而不从主权归属上看，如将夏威夷比作我们中国的台湾，美国一年内就将它拿下了，而我们统一台湾的口号却喊了50多年而不见结果！学者们研究呀研究，说台湾是否独立，“还得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还“有三种可能性”。现在“台(和)独势力”日益坐大，时间已不容我们回避挑战。在重大的历史关头，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人的确是我们的先生。

       六、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 
      国际斗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国际斗争绝对不能想像着说话。我有和平愿望，说和平发展是人类共同愿望，但人类战争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所以不能一厢情愿地想问题，愿望归愿望，解决问题还是要现实些。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再好，总还要吃粮食而不能吃空气和阳光。这是最基本的。所以一个国家判断问题总要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是资源。中国已从昨天的产品短缺、继而市场短缺转向现在的资源短缺。上世纪初美国冲破英国霸权走向东方，为什么呢？为抢占世界市场和资源。
　　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中国十九世纪末垮下去后，八国联军开进北京，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很可能中国在那个时候就被肢解分割了。
　　二十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中国衰落到即将被肢解的边缘。但天不亡我中华：1914年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占领中国的洋人都回去了，顾不上这边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出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说到这里，也应感谢曾国藩，有人说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但是曾国藩也利用清王朝的资源事实上培养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后来中国的北伐及中国的统一。所以保守也是革(和)命的一种形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在某些方面都作了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
　　民国成立到1933年，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但日本人可不高兴，他们不愿让中国崛起。日本人一直想肢解中国，引诱中国发生内战。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从俄国回中国进入东北时，他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踪，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拨国共两党内斗，以便坐收渔利。日本人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为什么在1937年？这是由于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中国人开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日本人分裂中国，调拨中国内乱的企图破灭了。图穷匕首见，日本最终向中国全面开战。
　　1937年，中国进入全民抗战。日本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打到上海就行了，不要再往南走了。当时近卫内阁是这种观点。他们当时答应汪精卫过去后，逐渐退出并还政于汪。但日本军人不行，后东条英机组阁，近卫下台，日本军人的疯狂一发不可收拾，1940年，日本袭击珍珠港，日美开战。这一下蒋介石高兴了。
　　当时斯大林是一切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面临希特勒在欧洲的攻势，他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斯大林当时一直想将日本的祸水南引。国联为“9·18事件”派个李顿调查团，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当时美国也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9。接着就是在日本的扶持下华北、华南纷纷成立傀儡政府。今天李登辉所梦寐以求的也就是当时汪精卫的地盘。汪精卫当时的理论也跟今天一些对日关系的理论视角很相似，什么不能与日本人打呀，什么日本先进，与日改善关系有利于牵制美国，对中国有好处呀。可以假设，当时如果日本打到上海就停止不再南下到英美的势力范围，那英美有可能牺牲中国的利益与日妥协。果真如此，那今日中国就很可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日本军人余勇可贾，一气打过北纬30度，偷袭了珍珠港，迫使美国参战。日本战败后，其版图又回到明治时期，中国崛起是今后日本永远的痛。与美国比，日本更希望中国分裂。
　　有人说经济联系必然造成和平。但是大家知道，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其经济利益依存度远比中美高。据美国学者孔华润提供的数据表明，1940年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分别占美国出口总额1.9%和5.6%。10所以美国一直跟日本关系不错。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华北时，美国还卖日本石油呢。当日本打过了上海，影响了英美国家的海外利益，美国就不干了。与美国资本崛起并由此与英国冲突的原因一样，日本资本的兴起，也必然需要海外能源、市场和金融资源。这样就要在太平洋跟美国发生冲突。美国开始的时候想通过牺牲中国利益来与日本妥协，日本不满足，攻击了美国珍珠港，这使美国最终反与没有多少经济联系的中国牢牢地结盟。经济联系与政治联系有许多时候是分离的。这也不奇怪。经济联系多了，矛盾也就多，经济矛盾激化就转为政治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就上了英美反法西斯的顺车，参加了埃及开罗会议，我们最终成了战胜国之一，并且台湾等岛屿的主权在战后都回归中国。

 ●中国和韩国已经成功地借机、将日本的“历史问题”“世界化”了 

     显然，北京对日本的这番反击中，最厉害的有两招，第一，就是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的、作为亚洲唯一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也是遭受日本侵略受害最深的国家，中国这次通过挑头在联合国质疑“为联合国改革设期限”是否合适、从而和亚洲的另一个大国-韩国一起、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正式地将日本“申常”与日本的“历史态度”挂钩，代表亚洲、甚至包括那个一直对日本历史问题“闪烁其辞”的美国在内的“受害国”、明正言顺地在“整个世界”的面前、开始帮助”并“教导”日本、要想成为常任理事国、就得首先“反省历史”。

     事实上，也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中国和韩国已经成功地借机、将日本的“历史问题”“世界化”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在今年这个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的时间段内，还将为中韩大大地加以充分地利用，并对日本的国际地位带来深远的影响。

●北京摆出了“不再顾忌”中日关系会将面临失控危险的强硬姿态

    在我们看来，北京的这次公开亮明立场、显然意在“恰到好处地”去除一个弊垢，那就是，在亚洲，中国不论是从民族感情上、还是在国家长远利益上、以及维护亚洲“长远稳定”的责任上，都得在“日本问题”上有个明确的态度。

      东方评论员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拿出明确的态度、其意义是深远的，说简单点，这是个事关中国的“形象问题”，说得“核心”一点，这是个摆出了中国“不再顾忌”中日关系会将面临失控危险的强硬姿态，也就是说，如果日本政府不主动更改其对华政策，那么，日本就不要再指望它还能从华盛顿那里得到什么比现在“更加体面的对待”。

●北京对日本的这一击，表面上是在敲打日本、又何尝不是在剑指“准备在旁边获渔人之利”的华盛顿？

    显然，北京对日本的这一击，表面上是在敲打日本、但本质上又何尝不是在剑指“准备在旁边获渔人之利”的华盛顿？在此之前，中国已经用一个自己控制的朝核问题与一个美国控制的台湾问题在东亚“角力着”，事实上、中美双方正是各自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东亚维持着“大致的平手”的。

●做代理人的“心情”是不会太好的

    不难看出，在美国控制的台湾问题上，做着大国梦的日本，在将自己公开地绑进了“美日安全共同声明”之后，事实上就和台独势力一样，已经成了美国的代理人，要知道，做代理人的“心情”是不会太好的，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代理人总是难免要成为各种冲突的直接牺牲者。

    这一点对日本而言更甚，因为华盛顿一方面要利用日本，一方面还在防止日本利用自己、从而加紧利用中日间的紧张、一面与中国达成妥协、一面不断加大着控制日本的力度。

●一个已经严重恶化的中日关系，已经让“不平等”的“美日关系”更加失衡

   事实上，日本的分析人士就表示，一个已经严重恶化的中日关系，已经让“不平等”的“美日关系”更加失衡，而这也正是华盛顿敢在安全问题上有求于日本出更大力的时候，却也敢毫不犹豫地用“牛肉”问题狠砸日本、在支持日本“入常”上“出尔反尔”的重要原因。

●北京彻底地将今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的选择权“扔给了”日本

     显然，在日本不顾北京的警告，执意地宣称将向日本企业发放在有争议的中国东海海域开发资源的许可证之后，中国在表示“将保留进一步的反应权利”之后，事实上就已经彻底地将今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的选择权“扔给了”日本：是维持一个日本可以凭借着去与美国周旋的、“相互交往”的中日关系、以继续在中美间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还是面对一个完全对立的中日关系、从而让日本完全受控于美国、日本现在就得拿出态度来。

●美俄两国，和中国都有个“类似的身份”

     这对一心想在将来彻底摆脱美国控制、与中国争夺亚洲领导权的日本而言，无疑是个事关其国家前途、且极其强烈的信号。事实上，在中国提出 
     “联合国改革不应该设限”的问题后，紧接着提出同样观点的就是华盛顿和莫斯科，在我们看来，这中间当然有美国、俄罗斯身为常任理事国，与中国一样，都不希望多一个“分权者”的理由在其中，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地看看，这两个国家和中国还有个“类似的身份”，一是都在历史上与日本交过手，二还都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参与者，也就是东亚安全战略的参与者。

●平壤可是立刻就喊出了“将日本排除在六方会谈之外”之“口号”的

     在“六方会谈”有迹象向一个事关东亚、涵盖日本的区域安全战略安排的“多方会谈”过渡的趋势下，美、俄两国欲借此压制日本、为自己牟利的心态是一目了然。要知道，朝核问题的“主角”--平壤可是立刻就喊出了“将日本排除在六方会谈之外”之“口号”的。

    事实上，在华盛顿的压力下，在日本想再次向北京示强的心理驱使下，日本日前已经接受华盛顿的费了几年心思也没有得到的好处，即让美国的一个意在加强威胁中国、并严密控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司令部搬上了日本本土。

 ●半年的时间里，小泉纯一郎终于也“考虑出了一个结果”

     在我们看来，小泉纯一郎在时隔胡锦涛当面抨击他的“半年之后”，在通过连续挑畔中国、想达成让中美“直接恶斗”、从而迫使“中美双方”对东亚安全政策均做出“根本性调整”、从而出现有利于日本的局面之目的“未果”的情况下、还接连两次在关键时刻被华盛顿出卖，且又从北京收到“这么一个强烈信号”之后，最终终于也“考虑出了一个结果”，即决定“取消二十一、二十二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的春祭活动”。

    表面上，这也多少透露出小泉政府“事实上已经承认”“第一条路”走不通，历史包袱也抛不掉的“心理活动”、甚至小泉纯一郎在几天后是否能“如愿地”见到胡锦涛、或者还能为改善事关日本国际地位的“中日关系”“想出什么新办法”，恐怕还得等等再看，在东方评论员看来，我们这种“等等看”的理由很简单：显然，小泉纯一郎如果在这个时候“全面后退”，那么，真不知道日本这一年多来闹腾了这么厉害得到了什么？

●中国还得施加压力、可能会做出某种姿态，去“威诱”小泉纯一郎“转身”

     一般的观点是，除了一个为美国的台海政策“背书”的“美日安全新指针”、和一个小泉政府得自己面对的自己放纵成长起来国内右翼势力、外加一个近日在世界范围内、被中韩点燃、并成功掀起的“批判日本”浪潮之外，日本人似乎什么都没有得到。显然，要让日本保守政治人物彻底让步，中国还得施加压力、此外，北京还可能会做出某种姿态，去“威诱”小泉纯一郎“转身”，因为事情是不会就“这么简单就一步到位的”，当然，我们还有必要特别警惕一直在旁边紧盯形势、并时刻 “准备起篓”“坐收渔人之利”的华盛顿、极可能在这个时候又会“恰到好处地”向日本伸出一枝“诱人的胡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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